例如，人工智能的行为（act）是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吗？人工智能会发展出刑法上新的行为方式吗？自主的身体活动（voluntary bodily movement）的刑法行为概念会出现动摇、扩展或补充吗？人是否可能因为新的行为形式承担刑事责任？ 与人工智能民事法律类似，该学者强调了人工智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亦为人的资格，并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不具有人格，因为人格意味着能够设定目标并去追求实现的能力，人工智能即便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人类程序员或使用者赋予的。
从一五至三五，虽没有明确指出重点对象，但先列举再兜底式陈述已然说明了重点。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体系。
此时的法治传播就要从传播法制渐进到传播法治，从影响人的认知到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如果公众没有需要，也无法强行传播任何东西。有的地方开始成立专门的普法机构，举办法制报告会、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而现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化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养成。关 键 词：法治传播 普法 传播主体 传播模式 传播效果rule of law communication popularizing the law communication subject communication mod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依法治国写入中共十五大，到法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再到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法治经历了从观念到专业话语再到治理方式和政治理论的变迁。
其中，大众媒体以集中式信息分发的方式连接着公众和政法机构，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自主传播涉法信息，政法机构以信息公开回应公众和媒体的关切，释理说法。从治理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对大众媒体的要求。如果一定要说，还是称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恰当一些。
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当代中文法学的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事实上继承了杨廷栋开创的传统。对宪法的这两项规定，我国法学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劳动和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所以，从本质及其载体层次看，义务是第一性的，权利、权力的序位只能往后排。以义务与权利的区别为例，我国宪法第42条、第46条分别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可以说，从这个阶段起，义务的地位同权利一起，重新进入了中文法学核心的研究领域。与这个时期的断代式义务研究相联系的，还有相关的学术规范问题。
理论深度旨在探寻和回答义务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是什么的问题。显然，后面这个定义忽视了以公共机关为主体的、处于个人权利对立面的公职义务和不同公共机关权力互动过程中须履行的相关联公职义务。法权-法义务、剩余权-法外义务。其不良后果之一是义务研究的论著出现过多低层次重复的内容，以致没能在正常吸纳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前人留下的待研究课题。
（3）老的和新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不是完全不谈实在法后面的东西，但他们的义务论述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落实实在法及其构成规范。刷新后的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有影响的论文、教材、著作为数已不少。但是，若要具体衡量上述不同义务定义所反映的对义务现象的认识深度，就得细究这些定义接近义务最深层本质的程度。（6）与目的相对称的手段，即形成特定法律秩序的手段。
权-法权-义务体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是：（1）在确立权利、权力、义务实质辨识标准的基础上，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从而也较清晰确认了分别与权利、权力相关联的义务。1.义务所属的权利-义务体系的根在欧洲，于20世纪初随汉译日文法学出版物引进中文法学，到21世纪初大体形成了包括如下基本概念的格局：以权利、义务为核心，另加上法、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文化、法律价值、法律体系、法治等十来个。
该辞书将义务区分为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说明在法律上，义务是权利的关联词或对应词，两者相辅相成，有义务即有权利，有权利即有义务。但是，在本质及其实体层面，只有投入义务才能形成权利、权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客观因果联系。
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通常选择在法律关系的范畴内讨论义务。另一种不足是社会和法学学科层面的，表现为缺乏足够的质疑、回应、讨论等形式的法学研究实践检验。稍后日本法学家加藤弘之又对义务做了一些理论阐释。人生活在过程中，过的是世俗、具体的生活，因而像享有权利一样，履行义务实际也表现为一个个普通人一生不断实践和达到的各种具体目的：顾客在商店选购商品后排队，以履行交费义务为目的。当时活跃在法理学、宪法学领域的张光博教授基于中文法学在那一世纪上半叶已经形成的视法学为权利义务之学的共识，提出了这样一些重要命题：法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法定权利义务而展开的对有关法的各种问题的论述。而且，在相应的法律规则下，法律关系主体实际履行的义务与其实际享有的权利、权力，确实往往不一致或不同程度分离。
所谓权利义务关系，只能是权利与权利的各种互动关系在引进义务一词后被修改或变形了的语言表述形式。该教材写道：法律义务反映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社会责任，是保障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人应该按照权利人要求从事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以满足权利人利益的法律手段。
他提出，法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应该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指法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就应该履行相应义务吗？不错，应该如此。
从消极的方面说，欲获取周延的义务概念，必须放弃视复合型权利为中心和本源，缺乏独立权力概念，将权力看做权利具体存在形式的那种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上世纪初经日本传播到中文法学的先验法学理念。三段论逻辑是论证的逻辑，它的优点是确保自洽。
其他两个基本概念体系也或多或少有些诸如此类的逻辑自洽课题要解决好。莱基的融洽论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在承认正常人有融洽和自洽本能的基础上，提出了人运用这类本能维护自己独立人格和发展健全人格的通常路径。它不可拆解的整体性体现为，全部七个基本概念只能共进退，多一个逻辑上显得多余，少一个就会形成明显逻辑缺口。法学家要有意义地谈论义务与权利、权力的关系，必须先承认这种主客观差异。
其中的行为规则如果是法规则，相应的义务就是法义务。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受教育的权利，也有劳动、受教育的义务，不等于说劳动、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不侵犯任何人，即外在的义务。通过把握某种法现象的本质或实质从而在根本上认识义务，是本质主义法学认识法现象的特有方法。
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成其为正常理论体系。逻辑融洽是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形成的学术标准，今天也仍在起作用。
3.义务所属的第三个基本概念体系可谓权-法权-义务体系，它是受当代中国宪法学重视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研究之习惯做法的启示发展起来的法的一般理论，客观上与权利-权力-义务概念体系实现了较大程度的不谋而合，实际上也是对权利-义务概念体系做更大幅度修正的产物。其实，权利、权力、剩余权、法权、权也都有本质载体，道理与义务有本质载体相同，只不过前者的本质载体表现为正值财产性实体而已。研讨义务有五个原则，其中两个与适当性和道德正确有关，另两个与财产、财富、权势有关，第五个原则与正确的选择有关。（4）经济分析法学很少论述义务，但其论述义务时，在理性人假定下，直接将义务视为产品的生产成本或劳务、财物支出，从而直接触及了本质主义法学所重视的义务的本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务本质观一脉相承。
但就当今世界常见法治国家的实际情况而言，并无法权结构正好完全平衡的范例，只有权利某种程度居优或权力某种程度居优的法权结构相对平衡的国家。（5）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履行的责任。
假设避免同样的事故的成本只有50美元，而某些人不能以低于100美元的成本避免事故，他们就应承担避免事故的法律义务，对没能避免事故承担法律责任。之所以要把自洽拿来作为法学基本概念优劣的衡量尺度，是因为逻辑自洽在当今自然和社会的多个学科中发展出了可称为融洽论的演绎理论，且获得了较广泛的应用。
同样，也不许可强制任何人履行超越法定界限的义务。当时以及此后中文法学对于义务的论述，一方面在俄文法学影响下体现出基于唯物史观看待法现象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受20世纪上半叶中文法学的影响，沿用了通常在法律关系法律规范等框架下结合权利论述义务的传统路径。
